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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周古城耀常宁

编辑:网站编辑    访问量:1113    发布时间:2016-09-01    【字体:



     ★ 常宁湘江边发现一座商周古城


 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,这里就有人类居住。历代文献对这座城均没有记载,这也是常宁首次发现商周时期的古城遗址。专家称,这样大的商周遗址在湘南非常罕见。


  (文/记者 罗文鹏 通讯员 李云霞 图/记者 罗盟)常宁市湘江与茭河交汇处,在千万年的泥沙冲积作用下,形成了一片肥沃的三角洲。河边坡地上生长着低矮的小乔木林,往南靠近居民点的地方是一片片规整的菜地。

  2013年底,一把考古探铲打破了这里的宁静。考古人员破开土层,夯土城墙、护城河、古窑址露出痕迹,一片片网格纹、回字纹的陶器残片被从地底翻出,一座规模罕见的商周古城,慢慢地浮现在我们的面前。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吴顺东将这处古城遗迹称之为江洲城址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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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★ 古城位于河口三角洲,已发现城墙、护城河遗迹



  2014年11月,正带队进行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“水口山铅锌矿冶遗址”考古工作的吴顺东,踏上湘江、茭河交汇处的三角洲地带。

  “位于小河大江的交汇处,适合早期人类的居住,便于获取自然资源。”看到这里的地形地势,他当即推测,这里可能埋藏着古代人类的活动遗迹。

  2014年底,他带着一群考古工作者在这三角洲上开始调勘,随着调勘发掘的逐渐深入,他惊喜地确定了自己的推测,“地下文化堆积丰富,从新石器时代,到商、周时期,再到唐宋及近古三代,均发现了人类生产活动的痕迹。”

  大范围的考古调勘工作逐步铺开,商周时期的古城墙、护城河逐渐露出了痕迹。考古专家大致摸清了古城的方位和人类活动的变迁。

  “从新石器开始,这里就有了人类的生活居住点,最先开始是靠北,紧挨着湘江,后来居民点渐渐南移,离河岸越来越远。”吴顺东说,城墙、护城河呈现出南北走向,东边是城内,西边是城外。在城的西边修建了城墙,其他三面环水。

  在城墙基础部位,考古人员发现了绛褐色的土壤,吴顺东称,这是时代特征鲜明的早商土壤。而在城墙和壕沟(护城河)的交叉点,他还发现了商周古窑址特征的红褐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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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★ 在地下碳化的芦苇颗粒,可测定出古城的年代



  考古发掘深入到地下十几米,发现了夯土城墙的基槽。在基槽里,还发现了当年建设城墙时留下的跳板槽,以及碳化的芦苇垫层。

  “南方多雨,工人们在基槽底铺上芦苇,人踩在上面,可以方便行走。”吴顺东向我们描述了几千年前,人们建设城墙的画面。

  商周时代的奴隶和工匠们,将江边采集来的芦苇铺在雨后变得松软的泥土上,在上面来回行走,压实基础、夯筑城墙渐渐地,一座颇具规模的土城在三角洲上建立起来。

  埋在城墙基槽内的黑色芦苇碳粒,对考古专家来说具有巨大的作用,通过C14年代测定,可以确定该期城墙的修建年代。

  此外,在护城河和城墙内还发现了木立柱的碳化颗粒,经过C-14测定后,同样可以用来确定城墙、护城河的建设年代,从而比较准确地断定古城的年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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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陶片纹饰具有水乡特色,代表着古越人早期审美特征



  在古城遗址中,发现了大量硬纹硬陶残片,上面有网格纹、斜四方形纹、回字纹等早期陶器纹饰,且讲究对称美。吴顺东说,它们是商周时期的人类文化遗物,表现出浓烈的早期土著越人的审美特征

  最初,人们为了增加陶器表面的摩擦力,以便于把持,制作了一些简单的竹木模板,然后在陶坯上拍打出各种不同的纹饰,然后才进行烧制。后来,这些纹饰渐渐融入了美学思想,在陶器上刻画一些具体或者抽象的纹路,蕴含着信仰的因素。

  在许多陶片上,我们看到了工整的网格纹。这大约是因为,人们以打渔为生,渔网是他们维持生活的必备工具,于是渔网就成了他们的一种艺术题材。

  在考古人员展示的一片陶罐残片上,我们看到了对称分布的网格纹、斜方格纹、回字纹。斜方格纹,可能是从渔网中抽象而来的一种几何纹饰。而回字纹,是一种源远流长的经典纹饰,在中国古建筑、家具、古典陶瓷上很常见。

  回字纹,是指以横竖折绕组成如同古“回”字形的一种汉族传统几何装饰纹样。古文字学家认为:回字的字形源自于水在流动时产生的旋涡形态。因此,回字纹具有非常鲜明的水乡气息。又因其构成形式回环反复,延绵不断,有“富贵不断头”,连绵不断、吉利永长的吉祥寓意。



  ★ 考古现场被称“魔鬼工地”,未来或有更大发现



  为了保护考古现场,防止外界干扰和破坏,常宁市江洲古城遗址一直禁止媒体进入采访。从去年12月开始,记者多番请求进行采访,但直到7月29日才获准成行。

  当天上午,烈日当空,最高气温超过30℃。考古人员不停地往探坑内洒水,以保持土层湿润,同时小心翼翼地拿一把小铲子勾勒出一根根小线条,根据这些小线条来绘图。工作人员为了保持土质的原始面貌,采用了薄膜覆盖法,并且不时用农药喷雾机喷水保持湿润。考古工作,繁琐且精细,极度考验耐力和细心程度。

  记者看到吴顺东时,他正站在湘江边的一片小乔木丛里,指导工作人员挖掘护城河的底部。一转身,看到他黝黑干瘦的面庞,感觉像是一位在烈日下耕作的农民。

  “吴所带领的考古发掘工地,被大家称作是魔鬼工地。”常宁市文物局局长唐伍华告诉记者,吴顺东是湖南考古界的权威专家,素以严谨、严厉闻名。

  2014年12月底,江洲城址的调勘发掘工作启动,其间停歇了几个月,今年4月再次开工。每天清晨5点半,吴顺东和考古队员们便起床,一直工作到上午10点,收工回来吃早餐。午饭后休息45分钟,下午4点又出工,到了晚上7点半才迎着暮色回来。入夜之后,工作亦没有停顿,吴顺东还要整理白天的发现,直到凌晨1、2点才睡。

  唐伍华说,“常宁在唐代以前的历史,几乎是一片空白。”这就意味着,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工作,将会掀开一个大发现,填补常宁以及湖南的一段历史空白。

  根据目前的发现,吴顺东指出,“江洲城址规模很大,在整个湘南地区都非常罕见。”而随着调勘工作的深入,以及正式考古发掘的展开,这片三角洲上或许还会有更多、更大的发现。 

 

       “超级大城”:城内面积18万平方米,足以媲美中原地区的王城


   (文/常宁手机报)时隔一年半以后,2016年5月6日,记者再次踏上“江洲城址”,想探究其最新的考古发掘成果,会给我们怎样的惊喜?

  “基本可以确定,在商周时期,这是一座超级大城!”长期早出晚归的现场考古工作,让吴顺东这位湖南考古界的权威专家被晒得更加黝黑,但谈到这处遗迹,他仍然掩饰不住那股喜悦。

  2014年底开始的调勘工作,考古人员最初发现了东城墙(呈南北走向)、护城河等多处遗迹,到2016年4月份,“江洲城址”其他三处城墙的剖面也已水落石出。

  考古人员在城墙基础部位发现了时代特征鲜明的绛褐色早商土壤,城墙基槽内还发现了黑色芦苇碳粒,再加上在护城河和城墙内上发现的木立柱的碳化颗粒……综合各种发现成果,整个城市的建设年代和区域分布有了较为肯定的推断。

  吴顺东介绍,数千年前,这里的土著居民最初是靠北紧挨着湘江群居,但随后渐渐南移,离河岸越来越远,城市也越来越大。到商周时期,这座城市光是城墙的建设工程就已堪称浩大。据测量,目前已经发现的城墙最宽处竟有10余米,足以并驾行驶马车,而高度约10米,城内面积达到18万平方米,“面积如此庞大的城池,就算是在西汉,也相当于两个县城的规模,而在商周时期,则足以媲美中原地区的那些王城。”吴顺东说,这样的古城遗迹,在整个湖南地区都极为罕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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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从旧时代到商周以及明清时期的各种陶器碎片)


   距离东城墙不远的区域(现在被称为犁头咀),还发现了较为集中的窑炉遗迹和大量矿石冶炼后所剩余的矿渣,这是让吴顺东颇为疑惑也饶有兴趣的地方。

  “在商周时期,冶炼铸造是极其重要的行业,是国家或者城邦的核心竞争力。如此密集的窑炉遗迹,应该是当时的城市统治者有意为之,将冶铸作坊集中安置在一处,统一管理,从而形成规模化生产。按常理,这么重要的区域绝对是在核心地带,并有重兵把守,怎么又会把它布置到城市边缘呢?”吴顺东由此提出一个大胆设想,或许这片“冶铸区”也是当时城中的中心区域之一,其地位等同于城市统治者的生活办公区,暂且把它称为“禁城”或者是城中城,而已发现的东城墙,其实只是保护“冶铸区”的内墙。如果真是那样,那么真正的东城墙还要往东延伸,这座商周古城的面积有可能比之前所测算的还要大。

  不过,吴顺东表示:“到目前为止,这只是一种猜测,一切都要等到全面、深入地发掘以后才能下结论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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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连日来的降雨,让江水流进江州城址临江的考古工地)


  ★ 谜之遗迹:如此庞大的城池,为何历代文献中都没有记载


  “常宁,周朝以前属荆,战国时属楚,秦汉时属耒阳县,三国吴孙亮析耒阳西南地置新宁、新平二县,东晋太元二十年(396年 编者注下同)并新平于新宁县,属衡州。南北朝属衡阳国,隋朝属衡州总管府。唐天宝元年(公元742年)改新宁为常宁,属衡州郡。五代及宋属衡州。元至元十九年(1282年)升为州,无领地,属湖广行省领北湖南道。明洪武三年(1370年)三月降为县,属湖广布政使司衡州府。清属衡永郴桂道衡州府。”——据清同治《常宁县志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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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湘江南岸发现的一处古瑶址)

  

   虽然在历朝历代,常宁所属地域均有明确标注,但关于常宁详细的地方史料却并不多,常宁市文物局局长唐伍华告诉记者:“常宁在唐代以前的历史,几乎是一片空白。”如今,这一缺憾随着对“江洲城址”考古调勘工作的铺开,已渐行渐远。

  不过,记者有一点很不理解,在商周时期就有如此宏大的城池,必然代表当时土著的国力强盛,但为何在历代文献中也都没有提及呢?对于这个问题,吴顺东有他自己的看法。

  根据文献的记载,早在商周时期,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的土著原居民被称之为“越族”。实际上这些“越”是众多族群的泛称,各有种姓,互不所属,或称“吴越”(苏南-浙北)、或称“东瓯越”(浙南-闽北)、或称“闽越”(闽南)、或称“扬越”(江西-湖南)、或称“南越”(广东)、或称“西瓯越”(广西)、或称“骆越”(越南北部-广西南部)……故而又称“百越”。而“江洲城址”的缔造者很可能就是百越中的一支。

  当时,中原地区才是中央王朝的根据地。由于交通工具和社会环境的限制,中央王朝的势力范围很难达到或者全面控制“胡”“越”之地(古代中国泛称北方民族为“胡”,东南方民族为“越”)。因此,“江洲城址”上生活着的土著越人,就在相对稳定同时也较为封闭的环境中繁衍生息,就如同一个独立王国,一代接一代的生活和发展着,并逐渐形成了具有土著越人特色的早期文明和各种工艺技术,这一点,可从此处大量出土的、印有明显象形文字雏形花纹的硬纹硬陶残片得到佐证。

  如果这种解释成立的话,那么这座商周古城之所以被“雪藏”了2000年,也算是在情理之中。

  常宁市文物局副局长李云霞告诉记者,随着对“江洲城址”调勘工作更深入的开展,或许会有更多新发现浮出水面。在古代中国,对胡越之地历来都有“蛮族”之称。而今,“江洲城址”无疑将填补常宁以及湖南历史的一段空白,更重要的是,对于研究历史悠久的湘江流域文化,将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。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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